昆曲继承发展的丰沃土壤(5)

这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把握的割裂，也造成研究资料的分散。譬如，综合性大学古典文学专业中，即便有志于研究古典戏剧的学生，也多是做戏剧历史、作家和作品文本的研究，很少能涉及昆曲演唱与表演的内容，更遑论明调识谱、按板行腔、粉墨登场了。记得少时曾在一位老师的书架上见到一部曲谱，打开一看，满纸“上尺工凡”和各种记号。不明所以，请问老师，则回之以：“别动，天书。”这不但是因为曲谱难得，也因为曲谱难懂，三言两语难于说清，故索性以“天书”答之。至今回想，依旧哑然失笑。此后，就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这类材料了。

没有舞台实践的昆曲研究者，不可能对昆曲有全面的认识与研究；专事昆曲创作与演出的实践者，又很少有余力对昆曲作艺术、理论的历史研究与探讨。大学时代为我们讲授文学史戏曲部分的赵景深教授，是小说、戏曲与民间文学研究专家。他又是上海昆曲研习社的社长，本色当行，可以粉墨登场，可是课上也无法涉及部定教学大纲以外的内容。他的弟子中，不乏俊才翘楚，但也很少有全面承继他学术衣钵的传人。

对昆曲的研究，若离开了演出实践，终究只能在书卷中徘徊。陆放翁有诗论学问之事：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对于昆曲这一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的承继与研究，如果没有“纸上”和“场上”的结合，把作家作品研究与表演艺术研究结合起来，要使昆曲老干繁枝，新花竞放，只怕难矣哉了。承继与繁荣昆曲，不仅要不断开掘旧有剧目、不断有新的剧作产生，还要对昆曲的音乐、表演以及同表演相辅相成的化妆、服饰、舞台装置等等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，从而在全面承继、研究的基础上，有所改良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创造，才能使昆曲之花开得更加艳丽，更加光彩照人。

《昆曲艺术大典》的编纂成功，为全面继承、研究、发展昆曲艺术奠定了材料汇篡的广博基础。除《文学剧目典》《历史理论典》外，《昆曲艺术大典》还包括了表演典、音乐典、美术典和音像集成。这部分内容，可能是先前发掘最少、也最为分散的昆曲艺术材料组成部分。许多资料分存于故宫、戏曲研究机构、戏曲表演团体或个人手中。有些部分更往往是靠师徒代代传承，在流传过程中又有继承、有改进、有增减，才得以流传至今。若不及早细加整理，随着人事代谢，就有流散乃至散失的可能。

对昆曲演出艺术作综合的深入的研究，最基础的工作，是把相关材料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搜集、整理、编印出来。这项工作，《昆曲艺术大典》厥功甚伟。以声腔论，自魏良辅改革声腔，度为新声，转喉押调，转音若丝，形成昆山腔后，在传承中不断丰富，不断改进。但在没有现代技术支撑的时代，昆曲的声腔，主要靠师徒口传心授。曲谱起初只是填词者字韵声调的规范，后来又成为不同流派传承声腔的记录。身段亦然，起初也只是靠师徒传授，身段谱记录。这些记录，若没有师父口传身授，单靠曲谱与身段谱是无法探其堂奥的。所以许多昆曲表演艺术家的声腔和身段，由于没有代代传承，也就归于湮灭了。直到录音乃至录像、摄像技术的不断进展，声腔身段才得以直观的、立体的留传。

《昆曲艺术大典》在昆曲音乐、表演、美术等领域的的资料搜集工作是自有昆曲以来规模最大、内容最为丰富的。《音乐典》总计73册，收录影印曲谱29种、排印曲谱13种。《表演典》36册，不仅广收各种单出与全本的身段谱，而且编就了“表演论著提要”“表演资料汇编”，对散见的文献资料分类作了介绍。更为难得的是，《昆曲艺术大典》将自有声像技术以来百余年间的录音、录像资料广觅博收，并加以现代技术处理，使其尽可能还原当初声、像形态。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，是一种“抢救”，于声腔、于表演、于流派的传承和发展，都可称功德无量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有“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”的说法。“一出戏”是指昆曲《十五贯》；剧种是指昆曲。起因是“浙江昆苏剧团”在文化界许多有识之士的鼓励、支持、帮助下，进京上演了昆剧《十五贯》，一时名噪京华，好评如潮。这固然同那时反对主观主义、经验主义、官僚主义的政治需要有关，也因为已经奄奄一息的昆曲，仍以其独有的语言文辞之华美、表演艺术之精湛、唱腔音乐之悠扬、人物形象之灵动，令人耳目一新。于是，浙江之外，江苏、北京、上海、湖南等地也纷纷成立昆曲演出团体，昆曲一时又有了复兴的气象。在以后的十几年中，虽未实现艺术界所期望的“复兴”，但也确实创作并演出了一些成功的剧作，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编、导、演人才，昆曲一脉才得以延续至今。在这个时期，对昆曲的传承与研究，也有了长足的进展。只是，接踵而来的一次次文化批判，厚今薄古的提倡，“帝王将相部”“洋人死人部”贬斥。昆曲的所谓“复兴”，也只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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