昆曲继承发展的丰沃土壤

世界上，戏剧的兴起，中国并非最早。古希腊戏剧繁盛之时，中国是诗文、歌舞的世界。中国戏剧的起源，或曰在宋金之间，或曰在金元之间，或追溯到更加久远的时期，不妨继续探讨，但以戏剧的完整形式保留至今，历六百余年传演不衰者，其唯昆曲乎！

无论流传之久，作家之众，作品之多，曲辞、歌舞、舞台美术，乃至脸谱、服装、场面保存之完备，昆曲堪称世界之最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将昆曲列入首批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，良有以也。

但是，对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的这一瑰宝，我们的认识与研究，还很不够。

差不多一个甲子过去了。在我读大学时，中国文学史的讲述，对古代戏剧（不只是昆曲）仅限于作家、作品的择要简介，称之为戏剧文学作家、作品论，或可勉强，若论戏剧全般，这样的讲述，不免偏枯。

以昆曲论，高则诚、汤显祖、洪、孔尚任等当然是中国戏剧史上绕不开的重要作家；《琵琶记》《牡丹亭》《长生殿》《桃花扇》等当然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，但广言之对于中国戏剧，或简言之对于中国戏剧史上一个重要剧种——昆曲，在戏剧文学之外，若不全面讨论其演出的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表演等等，就不能算是完整的昆曲研究，因为昆曲是一种综合艺术。

戏剧作品若不能继续活在舞台上，只能算一种戏剧的“化石”。如元曲关、马、郑、白诸大家，虽然剧本仍存，可供研究，可供悬想，但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已无法重现。元曲的演唱，现在大概只能从昆曲中的北曲，得到一些消息。昆曲之所以能列入首批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，不但因为它流传久远、作品众多，而且因为至今它还活着，完整地活在中国的舞台上，活在中国的民众中，焕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。

从古及今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，国人重视的是诗文。一方面固然因为它们历史久远，名家辈出，另一方面也因为长期以来诗文被当做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是帝王选拔官吏、读书人晋身政界的“举业”，而戏剧只是“小道”。“官方”对戏剧家 ，向来“俳优畜之”。这是对戏剧家的冷落，也是对戏剧的蔑视。对于这样的“小道”，历来多为零星的记述而鲜有认真的研究。李笠翁身为清客，未入庙堂。他的《闲情偶寄》中，对于戏剧创作的结构、词采、音律等均有论述，但也仍不免只当它“文人之末技”，偶寄之闲情。直到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出，才有了现代意义的中国戏剧研究专著。然而，宋元时期的戏剧，到王氏著书时，已经不是能够在舞台上搬演的活戏剧了。此后，研究中国戏剧的名家代有其人，但大多仍重在案头剧作的研究，对于中国戏剧，尤其是南戏、昆曲以降，作为一种综合的立体的艺术，从文学、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场面、剧场以及剧团组织等作综合考察、研究者，虽然已经有不少专门家筚路蓝缕的开拓，得到不少创获，可惜依旧进展迟缓。所以然者何？以一人之力要通晓戏曲艺术的各个门类诚非易事，何况资料散见，分存于不同机构或私家，欲以个人之力勾稽扒梳更是困难良多。

令人高兴的是，昆曲进入联合国首批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名录以后，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便开始启动。这项重大文化工程便是《昆曲艺术大典》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编纂，王文章主编）。这项“工程”，集大陆及港、台、澳百余位学者之力，历时十二载，终告成功。

《昆曲艺术大典》包括有关昆曲的重要文献校点整理2230余万字，影印文献396种（套），图片六千余幅、录音一百二十余小时、录像三百余小时，总计成书149册，迄今分藏于各种机构或个人的有关昆曲之最重要的资料，几乎尽收其中。这些资料，是前人积六百余年心血，留与今人的遗产，也是今人研究、承继、发展昆曲艺术的基础材料。

戏剧，首要当然是剧作。先辈有言：剧本剧本，一剧之本。昆曲的剧作究竟有多少？未见有精确统计，但有明一代的传奇剧作，见于记载的并留存至今的，恐怕就不下三百余部，更遑论清代以降迄至于今的创作。清点剧作，是昆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。

几十年来，一般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，对传奇剧作，大多知道十来部名著。这些名著，经专家整理、校点、注释、评介，不断再版，获取甚易。课堂上讲授、舞台上搬演的，也大多是这些剧作的全本或散出，流传既广，耳熟能详。但若仅止于此，对于繁花满树的昆曲之了解，就仅窥一隅。那时，大学图书馆能借到的传奇剧作，除新校、新注者外，毛晋所编《六十种曲》，因有开明书店于1935年排印在先，1954年、1958年又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和中华书局重印于后，尚能得到。其余作品则一般图书馆都少有收藏，借取不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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